广西钦州俚僚酋帅宁氏家族研究

2017-07-14

  自南朝梁武帝迄唐中宗神龙年间的两个世纪内,广西钦州俚僚酋帅宁氏家族与广东高州冯氏家族一样,都是岭南声威显赫的少数民族首领。宁氏家族以钦州为基地,在其势力鼎盛的隋唐时期,辖区东达郁林、白州(博白县)、西有西原(扶绥县地)、南拥大海、北至邕州(南宁市),包括今天的玉林、博白、灵山、钦州、合浦、浦北、防城、上思、扶绥、大新、崇左等县地。不仅如此,宁氏家族内的一些成员曾率数千俚僚部兵跟着隋军南征林邑(越南南部),北伐高丽(朝鲜),可见其实力颇受当时的中央王朝重视。宁氏家族长治桂南地区,在传播先进的汉文化以及开拓广西南部沿海地区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故研究宁氏家族的兴衰史,对了解古代广西的地方史和民族史无疑是有益的。    

  宁氏家族的研究,前人曾作出了不少努力,但他们所依据的史料是零碎的,因而不能系统地反映出宁氏家族的全部历史面貌。 我们认为,只有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紧密结合,才能比较系统地理出宁氏家族的历史脉络来。关于宁氏家族的史料,清末以来,多有发现。清道光六年,在今钦州县久隆公社新明大队石狗坪,发现了隋朝宁越郡钦州县正义大夫墓志碑一方,系宁氏族人宁贙墓内所出。碑属石质,铭文分三十行,每行三十九字;出土时损伤十三字,(碑现存广东省博物馆内)。民国九年(1920年),在钦州平吉公社平心村后背山山岗又发现唐朝钦州刺史宁道务墓志碑一方。碑系陶质。出土时碎为十片,后经人修复方能断读拓印。铭文分三十行,每行有四十至五十个字。惜碑在一九三九年为被日本飞机炸毁,现仅存六分之一(存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内)。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一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队分别在钦州久隆公社的新明大队、草青大队两地发掘了七座宁氏族人的墓葬,共出土文物一百三十多件。这两方墓碑及出土文物为我们研究宁氏家族的兴衰提供了史籍阙如的实物资料。另外,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党曾对钦州境内的隋唐古城址进行过勘察,积累了不少第一手资料,本节就是依据这些地下发现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宁氏家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讨。

宁氏家族的祖籍及族属    

  关于宁氏家族的始祖,史文无载。据宁贙墓志铭文载:“祖逵......梁武皇帝除定州(今广西贵县)刺史,总督九州军事。陈宣武帝又陈授安州(今钦州)刺史。”如墓志所载,宁逵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宁氏家族最早的先祖,可能也是宁氏家族在钦州立脚创业的第一人。宁逵从什么地方来到定州任刺史而以后又转任安州刺史呢?《新唐书•南平獠传》说:“南平獠,东距智州(今广西玉林),南属渝州(今四川巴县),西接南州(今四川綦江县),北涪州(今四川涪陵县)。......有宁氏者,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南平”,史文所指地望,正如《中国地名大字典》所说:“故治在今四川巴县东南”,位于今四川省巴县一带。然而上述引文的“南平獠”“东距智州”似为作者误笔。因唐时称名“智州”者举国唯今广西玉林,广西玉林与四川巴县中隔着湖北、湖南、贵州三省,何以唐“南平”一州竟跨数千里之遥?且唐世这些地方都设有州县,“南平”一州不得而囊括川、鄂、湘、黔诸省之州县。何况,文指“东距”,广西玉林非四川巴县之正东,南平何以得而“东距”智州,此文非误而何?如此,则《新唐书》所说的宁氏家族原来是四川南平一地少数民族世袭酋帅,就值得怀疑了。    

  《新唐书》叙述南平獠的风俗时说:“山有毒草,沙风,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曰干栏。妇人横布二幅中贯其首,号曰通裙。美发髻垂后,竹筒三寸,斜穿耳,贵者饰以珠铛。俗女多男少,妇人任役。昏法:女先以货求男;贫者无以嫁,则卖为婢。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其王朱氏,号剑荔王。贞观三年,遣使纳款以其地隶渝州。有飞头獠者,头欲飞,周颈有痕如缕,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头忽亡。又有乌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这条史料记载比较混乱,作者方域不明,人群不分,将住在四川巴县的“南平獠”和住在广西的“乌武獠”混杂一处,统称是居住在四川南平地区的少数民族。《资治通鉴》卷五十七载:“灵帝二年(170年)冬,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胡三省注说:‘乌浒之地,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贤曰:乌浒,南方夷号也。’......刘恂曰:‘贵州郁平县(广西玉林县),汉郁林、广郁县也。古西瓯、骆越所居也。谷永招降乌浒,开置七县即此也’。”同书又载:“光和三年春正月,合浦、交趾乌浒蛮反,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这些记载说明乌浒獠都是活动在广西东南沿海地带,而史上也从未发现有关乌浒獠在四川南平活动的记载,这是第一。    

  第二,宁贙墓志铭文中说宁逵最早是在定州任刺史,以后又改任安州刺史,没有谈及他或者更早的宁氏家族先祖曾在南平任职或者居住过。在那高其出身,讲究阀阅的时代,这不是偶然的遗漏,而是事实上宁氏家族没有在南平活动过。《新唐书•南平獠传》说:“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宁越即即宁越郡(今广西钦州),陈时,宁氏已在广西钦州为官,成为当地世袭土酋,怎又离土到四川南平去作官?《新唐书•西原獠传》说:“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宁氏者,相继为豪。”按文中所载宁氏家族居住地域正好是今日广西钦州以西直至左右江流域一带地区,与宁逵、宁猛力父子刺史一职辖区正相符合。如此则可判定宁氏家族不是“世为南平渠帅”,应改为“世为乌浒獠渠帅”。《新唐书》作者误宁氏家族世为南平渠帅可能是四川“獠”与广西“獠”名同俗同所致。    

  关于宁氏家族的族属问题,除《新唐书》的作者认为他们是“獠”人外,有称他们为越人的 ,有称他们为俚人的 。宁氏家族并非地道的少数民族,而是高度越化了的汉人,其实。“俚”、“獠”、“越”名殊实同,都是“越”系土著,只是不同时代不同称谓罢了。然据《宁贙墓志》铭文说:“公讳贙,字羚威、冀州临淄(山东临淄县)人也。“《宁道务墓志》中也说:”府君讳道务,字帷清,临淄人也。于宁氏之族,肇自 太公......克宁东土......国于齐壤,列封于宁城,祗台德先,因而命氏。”宁贙是宁逵的孙子,宁道务是宁逵的第四代曾孙。两人墓志铭文中皆说祖籍山东临淄,是为汉族无疑。但是,以上墓志铭文中所说的宁氏先祖系山东冀州临淄一事,是否真实,我们还有继续深入讨论的必要。因为历代广西土司酋帅中,为了提高自己的名望门第,多有拉祖配的习俗。如桂西岑姓土司就说他们的第一代始祖是岑仲淑,并说岑仲淑是浙江余姚人,中过进士,随狄青来广西征讨侬智高,平息后留任邕州知州,据考证其实是拉祖配 ;又有韦姓的壮人,也说自己是韩信的后裔,因韩信获罪被杀,其后人惧怕株连,避居广西,将韩字去掉半边,改成韦姓 。类似这种情况,还有很多。那么,宁氏家族是否也是和上述情况一样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可以从下述几方面来证明宁氏祖籍是山东人的可能性。    

1、但凡广西少数民族拉祖配之风,是宋时始有,盛行于明清,我们现在看到有关拉祖配的材料基本都是明清文人所记,而唐以前的文献资料中还没有有关拉祖配方面的资料。《宁贙墓志》是大业五年所制,其言可信。

2、宁氏家族所处时期,在各少数民族首领中文化水准最高,素有优良的家学学风,历代都有不少知识分子。像宁原悌于武后时策对,中进士第九名,并留京师修国史,这在当时是全国有数的高级知识分子。宁氏家族这样高的汉文水平,无疑与他们来自山东文化之乡有密切的联系。  

3、从考古材料分析:宁氏家族的墓葬形式都是斜坡式砖室墓,墓室分前室后室,一般都设有甬道,墓室两侧设有壁龛,这些特点都是同时代汉族墓葬所盛行的墓葬形式。另外,出土器物中,大部分的器物特点都是同类汉人墓葬中出土的同类器物雷同,像唾壶这种汉族贵族阶层日常生活中所必备之物,在宁氏族人墓葬中多有发现。虽然出土器物中有些器物具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但没有发现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器物存在。这些情况说明宁氏族人在生前都惯行汉人的生活习俗。这或者正是他们的族籍是汉人所决定。    

以上三方面材料说明,宁贙及宁道务两方墓志碑所载他们的祖籍系山东临淄汉人,是值得相信的。宁氏家族先祖是怎样从山东来到广西的呢?史书无载,我们只能从宁贙的墓志铭文中窥知一二。宁贙墓志中说:“窃以太睾之末,分颛臾(顼)之邦。唐叔之余,为管鲁之国。邵公恩室,赋棠棣之诗。辛有哀本,悲被发之异。故枝流叶徙,自结贞筠之条。宗子维城,各理封疆之邑。”宁氏先祖在山东时为“邵公恩室,赋棠棣之诗”,是有一定地位的贵族之家。这样的人家为什么来到广西蛮荒之地呢?“悲被发之异,故枝流叶徙”,一个悲字就足以证明他们来到“被发纹身”的少数民族之乡,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为某种政治的原因。《读史方舆记要•济南府》:“青州之域,春秋战国并属齐,秦属齐郡……刘宋兼置冀州,后魏改为齐州。”宁贙碑文中说其“冀州临淄人”。我们知道:冀州原来是刘宋设置的州,后被北魏吞并,改为齐州,而原属刘宋时期所封的官员,便随刘宋朝廷南下,估计宁氏家族祖先也是这个时候南下江南投靠南方小朝廷的,故有“悲被发之异”形容其亡国亡地之悲惨情况。北方许多文人武将南迁投靠南方小朝廷之后,往往被南方小朝廷分派去治理那些比较落后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如广东高州的冯氏家族,其先祖原是北燕皇族,后国败,燕昭成帝冯弘奔走高丽,于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年)派“族人冯业(即后来高州冯氏家族始祖)以三百人浮海奔宋” ,南朝刘宋朝廷派遣冯业到广东罗州(今广东化州)任刺史:以后冯氏与当地土著酋帅冼氏联婚,据有高州一带地方,成为岭南很有影响力的地方势力。广西宁氏家族所辖地与广东高州冯氏家族辖地毗邻,一在东一在西,两家关系密切,如宁逵的第四代孙子宁据即娶高州冯氏女作妻子,结了秦晋之好。依据这些迹象,我们完全可以推论说宁氏家族先祖亦当是在刘宋时期来到广西的。

宁氏家族的兴盛时期    

  宁氏家族势力在岭南的兴盛时期,是宁猛力和宁长真两代人在世之时,时间约从陈末至唐初武德年间。而宁逵在世时为宁氏家族在钦州创业时期,此时其势力仅限在钦州境内。陈末宁逵死去,其子宁猛力袭刺史职。《宁赞务墓志》说:“父,猛力,(隋)文皇帝除使持节开府同仪同三司安州诸军事,安州刺史、宋寿县开国侯。”但是,《新唐书》却说“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郡太守”,与碑文略有出入。《隋书•地理志》:“钦江,旧为宋寿郡。平陈后,郡废。开皇十八年,改为钦江,大业初置宁越郡。”宁猛力是开皇十七年十月死的 ,其时还没有疫宁越郡,而《新唐书》却说他曾任宁越郡太守一职是不符合史实的。因此,宁贙和宁道务的两方墓碑铭文中均未提及宁猛力曾任宁越郡太守一职。《新唐书》作史者为什么说宁猛力曾任宁越郡太守呢?估计是作史者以后之郡县概念附会到宁猛力的身上所致。    

  宁猛力是宁氏家族中最有作为的人物,南北朝时,其在岭南政坛影响颇大。宁猛力在陈末承袭父职安州刺史之后,日筹夜思的一点就是如何拓展辖区扩大范围。陈后主祯明年间(587--589),宁猛力派遣他的弟弟宁暄带兵进驻合浦大廉洞一带,开辟新县,扼住东南沿海。当时合浦大廉洞一带居住着俚僚人民,由于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尚未编户入籍,宁暄便利用这一历史空隙,威逼利诱,迫使他们成为属下之民。后来陈灭隋兴,隋王朝悉获他已在合浦一带拥兵自重,便任他为合浦太守。隋灭唐兴,唐王朝亦仍任他为合浦太守,继续掌管合浦地方军政事务。武德初,宁暄死,子宁纯袭父职。宁纯和他父亲一样,继续对少数民族做怀柔工作,以扩大势力。“(宁)纯善抚众,招来蔡龙洞民,辟其四境,请立为县” 。宁暄父子在合浦大廉洞站稳脚跟,宁猛力自己则亲自率军向钦州西部开辟新区,拓展地盘,扩大势力。    

  当时钦州以西的广大地方尚未设有具体州县,统称“蛮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直至今日,那里仍然是壮族人民聚居地。隋唐以前,那里有黄姓、侬姓、韦姓等大族,每族都有自己的军事首领;以酋长为主,全族人组成能攻善守的武装部族。这种部族平时耕耘种地,若有战事则人人参战。显然,宁猛力如果仅是用武力征服他们是很困难的。他对待那里的少数民族是诚心相待,说明为主。《宁贙墓志》说他“舆礼政事”,实非饰词。由于宁猛力在少数民族中“舆礼政事”,他与各族人民的关系很快就密切起来。《新唐书》载:“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宁氏者,相继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今广西扶绥县境),其隶也。”西原地方很宽,据胡三省说“西原蛮......其地西接南诏......北接道州、武岗(湖南南部),依阻峒穴,绵地数千里” 。这样广大地区的人都臣服于宁猛力,不听从中央王朝的指令,这是宁猛力自己去做工作取得的,它说明宁猛力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方法是正确的。但是宁猛力在陈末隋初时的势力是否达到“西接南诏,北接道州、武岗”这样宽的地域呢,尚有讨论的必要。在史籍中以及宁赞、宁道务的碑文里,我们还未发现宁猛力的足迹曾达到以上地方的记载,就是民间传说中,我们足遍滇桂、湘桂交界各地,也从未听到有关的传说。据此推论,西原蛮臣服于宁猛力时仅是指他们早期活动的地域。西原蛮早期活动的地域是以广西扶绥县为中心,范围大致包括今日的上思、崇左、扶绥、龙州、天等、靖西一带。到了唐至德年间,西原人民起义,其势力才扩展到与南诏、道州、武岗交接的地方。其时,宁氏家族已衰落了。因此,臣服于宁猛力的西原蛮,或仅指其在钦州以西的大新县周围县地。西原地区隶属宁猛力后,宁氏家族在有隋一代就拥有西至扶绥、北接南宁、东至博白县、南有北部湾这样东西千余里,南北五百余里,有山、有海、有平原的广大地域,成为岭南举足轻重的地方势力。    

  尽管宁猛力拥有如此雄厚的地方势力,但宁猛力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他是抱着积极的态度的,在广西各酋帅中起了带头的作用。但是,《隋书•令狐熙传》却说:“时有宁猛力者,与陈后主同时生。自言貌有贵相。在陈日已据有南海,平陈后,高祖因而抚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骄倨,恃其阻险,未尝参谒。”《隋书》作史者对宁猛力的这种评价,不甚公允。隋初宁猛力为什么“恃其险阻,未尝参谒”呢?这里有多种政治原因。首先,隋初建国,宁猛力等岭南酋帅因地处僻壤,对隋王朝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不能盲目崇拜;其次是隋初,凡朝廷派遣到岭南任职的行政长官多系贪鄙之徒,当时酋帅稍有反感,动辄以兵威相压,宁猛力自然不会俯首听命。然而一旦朝廷派来清廉之官,以诚相待,宁猛力随即顺理臣服。《令狐传》载:隋开皇八年(588年),隋朝廷遣派老成持重、为官清廉的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立刻得到以宁猛力为首的酋帅们的拥护,亲自跑到桂州总管府参谒令狐熙,诚心表示服从中央王朝的领导。《隋书•何稠传》也说,开皇末年,隋朝廷遣派何稠率军平息桂州俚帅李光仕的反叛,宁猛力不顾身患笃疾,要求与何稠一同进京朝见隋文帝,以表示自己和隋中央朝廷决无二心。当时何稠考虑到宁猛力重病在身,不宜远路,遂与他约定“八、九月间,可诣京师相见”。何稠于是年年初先回京师,向隋文帝汇报了宁猛力欲随同进京师朝见之事。隋文帝对何稠不带宁猛力一同回京师很不高兴。殊不知宁猛力于是年十月病亡,隋文帝获悉后感到痛惜,他抱怨地对何稠说:“汝前不将猛力来,今竟死矣。”何稠很有把握地对隋文帝说:他死了,他的儿子一定来!果然不出何稠所料,其子宁长真如言上朝,隋文帝见了非常高兴地赞扬何稠说:”何稠著信蛮夷,乃至于此!”这两件事表明宁猛力并非是顽固的闹独立的少数民族酋帅,而是顾大体,识大局的酋帅。    

  宁猛力在世时,在对内方面,他政绩显著,对外方面,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关他带领部兵与隋王朝军队正面交锋的记载,而与周围的酋帅也没有发生过战争。正因为如此,辖区内的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当地人民尊之若神明。宋人评论他说:“猛力最有功于钦,钦人即其墓室宅社而稷之。置祭田数顷,诸宁掌之,至今尚存。”凡以后北来官员到钦州任职也都很钦佩宁猛力的政绩:“太守到任谒之,雨阳不时祷之辄应”。

  宁猛力死后,其子宁长真袭职。宁长真与宁猛力一样有作为。其才干在某些方面要超过他的父亲。据宁贙墓志说:“南定交址之川,北靖苍梧之野。”隋至初唐,宁长真颇受中央王朝重用,从而使他的声名威震岭南,在全国朝野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宁长真自袭父职之日起,就过着戎马生活。先是于仁寿末年随欢州道(越南义安)总管大将军剑方攻打林邑(越南南部)。在恶劣不利的战斗环境里,据墓志说宁长真“困兽犹斗,铺舟新庸之江,出寇绝缘之海。贼胪千乘,公舟二十,旭旦帜交,深霄未止。公策运在标,拥以楼船五鷁,编师檄队,得溃彼豺狼。”征林邑之战的获胜而返,宁长真居于首功。    

  从林邑回来后,正值隋炀帝发动侵略高丽的战争。宁长真“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 。隋炀帝分别于大业七年(611年),大业九年(613年),大业十年(614年)三度对高丽用兵。宁长真随哪一次出征呢,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然而《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却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大业七年,下诏讨高丽……诏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今北京市)。又发江淮水手一万人,驽手三万人,岭南排镩三万人(胡三省注:镩,七乱反,小 也)。”据此,则宁长真当是在大业七年(611年)从征高丽的战争。宁长真这次率部从征高丽的情况如何,史书无载,但可以肯定,在隋炀帝心目中认为宁长真所部是一支劲旅,颇为赏识。《隋书》说战争之后,“炀帝诏(宁长真)为鸿胪卿,授安抚大使,遣还”。土酋蛮帅而除授此中央勋位,可见隋时宁氏家族于当时是股举足轻重的势力。

宁氏家族的衰落    

  宁氏家族趁中原南北之分,中央王朝无暇南顾之机,崛起于岭南,鼎盛于宁猛力、宁长真父子二人。然而随着岭南经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与中原交往的密切,宁氏家族作为一方的割据势力,已日见衰落。此中征兆,已见于宁长真的交州征丘和之役;到唐初的参与反唐叛乱,则已标志着宁氏家族日没西山,往日之炎炎赫赫一去不复返了。    

  隋末,肖铣据有岭南,宁长真归附于肖铣。当时隋朝旧臣,交趾郡太守丘和不肯归附,肖铣即派遣宁长真率本部越兵从钦州湾渡海进攻丘和。这一役长真仅以身免,丘和尽俘其众 。    

  唐初,李靖率军进军岭南,平息肖铣的割据的战争,宁长真起兵配合,并占有原肖铣辖区郡地。武德四年(621年)战争结束,宁长真派子弟谒见李靖,归顺唐王朝。唐高祖委任宁长真为钦州都督,其族侄子宁纯为廉州刺史,宁道明为南越州刺史。广西东南沿海一带仍然囊括在宁氏家族的势力范围内。这或可算是宁氏家族势力的膨大时期。然而宁氏想维护其割据势力,是与唐王朝的大统一相矛盾的。武德八年(625年),宁道明凭据南越州并联合高州酋帅冯暄、淡殿反叛唐朝廷。宁长真和宁纯也举兵增援。武德九年,宁道明为州人所杀,宁长真也在同年死去,时年六十岁左右。《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说:“长真死,子据袭刺史。”这是误载。《新唐书•地理志》明说,唐武德四年,平肖铣后,改宁越郡为钦州总管府,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宁长真任都督,无刺史一职。《宁道务墓志》载“祖,长真,隋光禄大夫胪卿,皇朝钦州都督上柱国开国公”,此正与《唐书•地理志》所载相符。如果说宁据袭父职,那么也当任都督,但是在宁道务碑文中并没有提及宁据任都督一职,甚至说宁据没有职务。何况宁长真是在叛唐中死去的,碑文不说,即足说明《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所载之误。    

  实际上,自宁长真死了以后,唐王朝强化了在钦州的统治地地位。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元年,将钦州分置越州,不久又改属廉州,罢钦州都督府。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以钦州旧都督府所辖之地隶属容州。到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为钦州,统县五:钦江、保京、内亭、莲化、灵山,属邕州都督府管辖。这时候唐王朝多从别地派官员到钦州任职,一改以往宁氏家族一统钦州的世袭旧规,大凡宁氏家族中能胜任官职者,都调到别地任职。而且是从小官做起,并非一上任就得刺史职。像宁据子宁道务,先是任襄州临漳县(今广西上思县,当时属小县)令,万岁通天(唐武后696-697年)调补龙州司马(广西龙州),以后屡任爱州司马、爱州牧等职;他任职的地方都不在钦州境内。又宁道务的长子宁岐岚在宁道务死后也不得袭职,只是担任像桂州始安主簿的小官,而其地也同样不在钦州境内。这是唐王朝限制防止宁氏家族搞地方割据的一种有力措施。尽管这样,由于宁氏家族世据钦州地区,树大根多,仍不失为钦州一地的地方豪酋。《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七记载:“贞观十二年(638年),清平公李宏节遣钦州首领宁师宋(《旧唐书》作宁师京)寻刘方故道,行达交趾,开拓夷獠,置襄州(今上思县)”。《旧唐书》卷四十一亦有同样的记载。看来唐朝为了巩固自己在岭南这一边远地区的统治,还利用宁氏后人。直至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以后这样的局面才起了彻底的变化。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载:“初,韦玄贞流钦州而卒,蛮酋宁承基兄弟逼取其女,妻崔氏不与。承基等杀之及其四男:洵、浩、洞、 。上命广州都督周仁轨将兵二万讨之。承基等亡之入海。仁轨追杀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杀掠其部众殆尽。上喜,加仁轨镇国大将军充五府大使。”唐中宗为什么派周仁轨来剿杀宁氏族人呢?原来韦玄贞是韦皇后的父亲。“中宗欲以韦玄贞为侍中……裴炎固争。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惧,白太后。密谋废立。二月戍年,太后集百官传于乾元殿……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无罪?’”唐中宗废为庐陵王之后,韦玄贞一家也被武则天流放钦州。对于这位被流放的皇亲国戚,宁氏家族子弟依然平日所作所为,视若平民百姓,为霸为恶,杀人妻,夺人女。可见宁氏家族的子弟仗势欺人,无法无天到了何种地步!此瘤不割,此恶不除,何以维护唐的大一统?二十四年以后,唐中宗复位,韦皇后依旧做皇后。为了替韦皇后报母仇,唐中宗指令广州都督周仁轨率二万军兵来钦州剿杀宁氏族人。这件事的发生也说明,在此之前宁氏家族的武装部兵实力仍然很雄厚,一般的地方官是奈何不了他们的,否则周仁轨怎么会动用两万官兵来讨伐呢?这次讨伐,“杀掠其部众殆尽”,宁氏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捕杀,从此家道衰落,销声匿迹于史书。    

  宁氏家族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原来隶属于其统治的西原地区,由于本身社会经济的进步,逐渐形成了许多强大的集团势力,纷纷脱离了他们的羁糜。《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载:“天宝初,黄氏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唇齿,为寇害,据十余州。又逐韦氏、周氏于江滨。县地数千里。”从文中我们发现天宝以后黄氏强大,击败韦氏、周氏至海滨。天宝以后西原地区壮族人民暴发了震动唐王朝的大起义。起义之初,他们攻击的目标都是钦州地区的州县。以后才逐渐扩大到广西北部直至湖南南部。据史书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年(749年)四月“钦州蛮黄少卿反,围州城”。七月“黄少卿陷钦、横(横县)、浔(桂平)、贵(贵县南)等州”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七月,“黄洞蛮破钦州千余镇” 。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正月,“岭南奏,黄洞蛮寇钦州,杀将吏” 。对于西原壮族人民的起义,唐王朝束手无策。此时,宁氏家族已是强弩之末,难以控制局面了。一代酋帅势若黄昏落日,欲想东山再起,此时已不可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进步的标志。

宁氏家族兴盛时期的经济和文化    

  自南朝历隋至唐初,钦州一地属宁氏家族辖区,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不能在这个地区推行;辖区之内,宁氏世代口含宪章,手握予夺之权,其喜怒哀乐,足关人命。《隋书•食货志》载:“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其军国所需杂物,随土而出,临时折课市收,乃无恒定法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这就道出了中央王朝与宁氏家族的关系,仅是进贡方物土产这一层关系和名义上的臣服罢了,而其治下各州县的政绩如何,朝廷是不能过问的。下面,我们试探讨宁氏家族统治钦州时期的经济文化情况。

1、 文化    

  宁氏家族的文化水准在岭南各少数民族酋帅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他们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当时钦州尚未设有学校,宁氏族人都是继承家学,一代传一代从未间断。《宁道务墓志》说宁氏族人“生子髫龀之岁,克承诗礼之风。满门修学之英,名擅簪缨之望“,即是说明这一情况。由于其注重对青少年一代教育,历代都出现了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文人。《宁赞墓志》评价宁赞的文化程度时说:“公自惠好自研,齐叔乡之德,箴诫和诱,同孟明之温;于藻进贤,常吟雅颂。”宁赞曾随其兄宁长真出征林邑,任水军先锋,指挥作战,机动灵活;编师檄队,颇有谋略。宁长真与宁赞同辈人,为兄长。乃弟如此,乃兄自然也有一定的汉文化素养,否则其在生之时,何以能率部南征北战?宁道务也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墓志中说他“幼而颖悟,长而风清。涉猎乎六艺之场,牢笼乎百氏之苑。海内之学,尽在公门”。宁道务曾任官至爱州牧、郁林牧、授朝议郎新州刺史(广东新兴)等职。这类管职不是世袭荫封,而是凭自己的才干获得的。宁道务未涉军门,无尺寸之功,获得这样的职务,当是由于其有一定的汉文化水平。宁氏家族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要算宁原悌。宁原悌是宁纯的从孙。他自小好学,精通诗书,并以诗书礼义教其族人。武后永昌元年(689年)宁原悌去长安举试,中进士科第九名。当时参加第试考生共一千余人,宁原悌来自僻垠蛮荒,侧身于前十名,亦非易易,所以于当时便轰动了朝野。宁原悌中进士后,武则天委他为秘书省校书郎,以后任谏议大夫,唐玄宗时又委他以谏议大夫兼修国史,可见宁原悌是盛唐时国内有数的文人之一。由于原宁悌修国史是敢于直书“皇帝讳隐事”,结果“忤旨去官”死后归葬钦州大墓山。宁原悌对宁氏族人的影响较大,直至宋代。其后人仍代有文人学士辈出。宋绍兴年间,宁原悌后人宁宗乔,天性笃淳,学问渊博,颇受当时人的敬重,绍兴十八年宁宗乔举进士第。其弟宁宗谔,在绍兴二十四年也考取了进士。宋人周去非评价宁氏家族说:“诸宁今为大姓,每科举曾有荐名者。” 周去非是宋代文人,在桂林任通判期间应钦州学官的邀请曾到钦州讲学,并实地考察了钦州地区的文化,民俗情况 ,他对宁氏家族作出这样的评语是很难得的。综以观之宁氏家族的文化水准非但在本地区影响大,就是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地位。

2、 陶瓷制造业    

  1977年和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分别在钦州久隆发掘了7座宁氏族人隋唐时期的墓葬。这7座墓葬中共出土了130余件随葬品,其中青瓷器53件,陶器41件 。这些出土的陶瓷器是本地烧造还是外来?    

  迄今,钦州地区尚未发现有隋唐时期的陶瓷窑址遗存。不过,如凭此而断定钦州地区在隋唐时期没有自己的陶瓷制造业,那将是错误的结论。我们认为,隋唐时期钦州地区确实拥有自己的陶瓷制造业。其一,钦州久隆宁氏家族M6墓出土了一件青瓷提梁壶。这件提梁壶,圆腹,平底,半环形提梁;提梁一侧肩上作直口短流,流内作箅;通体施青黄釉,胎质灰白坚硬。壶通高21、4厘米,腹径15厘米,底径12、5厘米。这件提梁壶造型特殊,颇具地方色彩。在国内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过这样型式的壶,壶当为钦州本地区陶瓷工匠设计烧造。其二,宁道务墓中出土的墓志陶碑,据钦县县志载:“民二十八年十一月,日寇犯钦仓猝不及移藏,捣碎六分之五,现存尾一角,纵横仅一尺,有全碑六分之一。”这样大的陶碑在国内还是首次发现,无疑这块陶碑也是钦州地区的陶瓷工匠所烧造。其三,宁氏族人墓中的随葬品以陶瓷器为主,盛行四横系罐、青瓷碗、青瓷杯等器物。器体矮圆,施釉肥厚,釉青中泛黄,胎体有化装土保护,以上特点都带有南朝作风。隋唐时期岭内汉族陶瓷工匠烧造的陶瓷器,在造型上都趋向于瘦长,特别是罐、壶等器物肩上的横系大都变成直竖式或者横竖式,目的是四系与瘦长的器身相应对称,更显得亭亭玉立。宁氏家族隋唐墓中出土的器物都未具备这些时代风格呢?唯一的解释是:隋唐时期,岭北地区先进的陶瓷工匠们为适应社会需要,创造出新的器型(即隋唐瘦长型),而广西钦州地区因交通不便,信息梗塞,对岭北新式的型器还未能接受,依然烧造旧式的陶瓷器型(即南朝的矮胖型)。是此,宁氏家族墓葬内出土的器物当是钦州本地所烧造。    

  出土器物,青瓷器中有碟、碗、杯、钵、瓶、罐、唾壶、提梁壶等,陶器中有罐、四系罐、钵、釜、带盖小盂等。这些说明,当时钦州烧制的器物主要是生活实用器,不象北方中原地区隋唐墓中常见的兵马俑、仪仗俑、镇墓兽以及其他专为墓葬上眼烧造的冥器。除烧造日常生活实用器外,钦州地区还大量烧造房屋建筑用陶。据考古调查发现,钦州县久隆隋唐钦江故城遗址,灵山县旧州隋唐南宾县县治遗址,浦北县泉水公社石桶大队坡子坪村的越州古城址,都发现了隋唐时期的筒瓦、板瓦、莲花纹瓦当、兽面纹城砖等建筑用陶。在器物制作工艺方面,工匠们已掌握了用化装土保护胎体法(日本人称化装土,我国称护胎釉,目下学术界倾向于用化装土名称)。由于钦州一地瓷土不纯,多含有其他杂质,制胎时,胎表比较粗糙,如果这时直接施上釉,必须浪费很多釉药,也达不到匀称平滑的效果,工匠于是将比较纯净的瓷土研成粉末,用水调成浆状,然后在制好的器物坯体上涂抹,直至坯体表面呈平滑匀称,然后再施上釉药,其效果就比不上化装土的器物好得多。在器物装饰手法方面,造作者已娴熟地掌握了印花法。钦州久隆M1中出土了八件青瓷碗,这种碗的里心饰有蔷薇花等印纹。印纹图案系由多次加印组合而成,故有饰纹重迭现象。这种印花法操作过程大致是这样:先是将蘑菇形的印模制好,凉干,然后在印模上雕刻蔷薇花图案,再入窑加温,使其坚硬。凡初做好的碗坯,未待干燥,即可用印模按印下去,图案就这样显现出来。    

  总观钦州地区在隋唐时烧造的陶瓷器,造型合理,施釉匀称,火候也掌握得好,说明这里的陶瓷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3、 造船业    

  《隋书》卷五十六载:“时有宁猛力者……在陈日已据有南海。”这里所说的南海,实指北部湾海域。临水使舟,地理环境为宁氏家族发展造船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钦州沿海的越民除制造采珠捕鱼等生产用船外,更主要的是为宁氏家族的水军制造了大量的军舰。隋大业元年,宁赞率本部水军随刘方渡海攻打林邑;又隋末,宁长真率本部越兵攻打丘和于交趾。两次战争都需要船舰把兵员运送过海。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船舰,欲把数千兵员以及军需运到大海彼岸那是不可能的。令人深思的是,隋大业元年攻打林邑国,刘方身为主帅,为何派宁长真等人从陆路进军,而自率水军从海上进军呢?这说明宁氏家族的水军所乘的船舰在海中比较安全,否则身为主帅且是不习水战的北方籍刘方,决不会轻易冒险乘船出海的。宁赞是水军先锋,他乘的船画有五只鷁鸟,是为楼船。这种楼船上面能载人和马匹,船在海中航行,像是赤色雀鸟掠波而进。据《宁赞墓志》说:在新庸江一战中,宁赞只有二十艘船,而林邑船舰上千。实际上宁越兵不止二十艘船。因为这二十艘船都是画有五鷁的楼船,是有身份的贵族才能乘坐。《方言》:“鷁,鸟名。今江东贵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淮南子•本经》:“龙舟鷁首,浮吹以娱。”据此推论,画有鷁鸟的二十艘船当是宁越水军的指挥船。其它将士乘的船当然要更多一些,否则怎能“偏师檄队”,击溃林邑国上千的水军部队呢?钦州一地所造的船到底有多大?有人站在钦州海岸描述这里的船只时说:“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枪(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圈豕酿酒其中。” 据此或可知宁氏越兵船舰之一斑。    

  制造这样大的船只,必须要有好的木料。钦州海山出产一种奇特的木材,叫乌婪木,山树长五丈多,纹理缜密,用来做大船上的舵“极天下之妙也”。 大凡在海上航船,舵上至关重要,几十人的生命系于一舵。别地产的木材用来做舵,长不过三丈,若遇大风恶浪,往往折断。而用钦州海山产的乌婪木做舵,“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 。由于钦州与岭北距地遥远,且交通不便,造船所需用的铁钉、桐油之类物品非常缺少,当地的造船工匠们却能找出其他天然草木作代用品。造船时,船匠们将制好的船板钻孔,然后从山中找来藤蔓系束其间,这样板与板的隙缝很大,造好的船还能下水。他们又找来海中生长的一种名叫茜草的水草,晒干后,窒塞进隙缝中。晒干的茜草,遇海水后,迅速涨开,船就不漏水了。正是这些能工巧匠们的智慧,使宁氏家族的水军获得了良好的船只装备。但反过来说,也正是宁氏家族注重发展水军,钦州地区的造船业才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4、 铜鼓    

  铜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代表的一件历史文物。目前我国各地文物博物馆单位收藏的铜鼓已有一千三百六十余件,其中广西占五百余件。据研究认为:广西钦州地区灵山县出土的铜鼓具有地方特点。目前国内学术界已倾向于将灵山出土的铜鼓作为南朝至唐开元年间的标准器,定名为灵山式。灵山式铜鼓的特点为:鼓面边沿伸于颈外较少,没有垂檐。胸腰际附带状形扁耳。纹饰非常精美。鼓面环行六只三足蛙;有的为六只累蹲三足蛙;有的三只累蹲蛙;三只单蛙相间。鼓面三弦分晕,但是也有不少二弦晕,晕距很密。鼓面鼓身各有三道较宽的主晕:是为骑兽纹、鸟纹、鸟形纹、螳螂形纹等。主晕外又有四出钱纹、虫纹、席纹、四瓣花纹,边沿饰以蝉纹。到目前为止,灵山式铜鼓已有72件散藏在全国各地。据1980年调查统计:北京5具,上海4具,江苏2具,湖北1具,湖南3具,广东15具,广西41具,四川1具。这些数据指的是收藏于国家文物单位的数据,实际上在钦州、灵山、合浦等县群众手中仍藏有不少灵山型铜鼓。笔者曾于1982年在灵山县作了两个月的实地调查,又在群众手中征集到六面灵山式铜鼓,据说尚有四面已出土的铜鼓被群众秘藏家中,尚未上交国家文物部门。    

  关于铜鼓的制造和使用问题,史学家都认为是俚僚人民所造。《隋书•地理志》:“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 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 南朝至隋唐时期,钦州一地是俚僚人民聚居地。史书多称宁氏家族为俚僚酋帅。灵山式铜鼓出土地点均在俚僚人民居住地域内,鼓当是该地区俚僚所造。然而非常巧合的是,灵山式铜鼓最早制造年代是南朝,其消亡时间是在唐朝年间 ,正好与宁氏家族在钦州一地的兴衰史相互一致。    

  灵山式铜鼓为什么伴着宁氏家族的兴衰而兴衰呢?我们认为,这与宁氏家族入乡随俗、崇尚当地俚僚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铜鼓在俚僚人民中间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象征:“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 。宁氏家族世为俚僚酋首,其兴盛时期的宁猛力、宁长真曾率领数千俚僚部兵南征北战,如果不“鸣此鼓以集众”,必然违反俚僚人民的意志,“到者如云”是不可能的。铜鼓既是宁氏家族统治俚僚人民的权威之物,那么宁氏家族提倡铸造铜鼓就是意料中的事了。这就是灵山式铜鼓兴于南朝,盛于隋至唐初的缘故。至于说,灵山式铜鼓随着宁氏家族的衰落而衰落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唐中宗神龙二年,广州都督周仁轨率二万人来钦州把宁氏家族剿灭殆尽,唐皇朝强化了对钦州的统治地位,再不允许宁氏家族拥有自己的武装部兵,宁氏族人流散于民间,失去了世袭钦州豪酋的地位。这样原来作为酋帅权威地位象征的铜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逐渐走向衰落。

5、煮盐与采珠业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零四在评论合浦地势时说:“府南滨大海,西距交趾,固两粤之藩篱,控蛮獠之襟要。珠官之富,盐池之饶,雄于南服。”文中的“珠官”、“盐池”,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合浦一地的经济命脉。广西内地没有盐井,食盐全靠海盐。“广右漕计在盐而已,盐场滨海以舟运于廉州石康仓,客贩西盐者,自廉州陆运郁林州,而后可以舟运” 。据统计,广西一地每年需用食盐量:“静江(桂林)岁额八千、融(融安融水)二千七百箩、宜(宜山)四千三百九、邕(南宁)七千五百、宾(宾阳)二千五百、柳(柳州)三千五百有奇、象(象州)三千、横(横县)二千七百、贵(贵县)三千一百有奇、郁林(玉林市)三千、昭(昭平县)三千九百、贺(贺县)五千、梧州二千、藤(藤县)二千五百、浔(桂平)三千、容(容县)三千,凡八千二百箩。” 八千二百箩的食盐全部由合浦沿海盐场供应。合浦煮海为盐,历史悠久。据《南齐书•州郡志》载,南朝齐时,越州设有盐田郡,可见当时在这里从事煮海为盐的盐民必定很多,因而特设盐田一郡来加强管理,征收税赋。盐田郡在合浦的什么地方呢?《清一统志》载:”石康废县:常乐州元(原)领石康、博电、零绿、盐场四县四县,开宝五年废州,并博电、零绿、盐场三县为一县。”南齐时的盐田郡当是南汉时的常乐州盐场县,宋时的石康仑所在地。隋唐时宁宣合浦太守,这里的盐田生产都归宁氏家族管理,盐田赋税一任他们征收。    

  合浦的采珠业,历史也很悠久,其上限可追溯至汉以前。《清一统志》载:“孟尝,会稽上虞人,(东汉)顺帝时,历官合浦太守。郡少产谷,民以采珠为活。先是采宰贪秽,珠逐渐徙于交趾郡界,民无所资。尝至,求民利病,痛革前敝,未逾岁而珠复还。百姓复业,商贾流通,称为神明。”三国时合浦设有珠池郡,唐时设有珠池县。这些郡县的设立都足以证明合浦一地,历代的采珠业相当繁荣。《新唐书》:“武德六年,(宁)长真献大珠,昆州刺史沈逊、融州刺史欧阳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览亦献筒布。高祖以道远劳人,皆不受。”宁长真把大珠作为地方特产朝贡唐朝廷,他们平时必然驱赶珠民入海采珠,积累财富,献宝邀宠。而这也从另一方面刺激了钦州地区采珠业的发展。

6、城市建设    

  城市建设情况,标志着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贸易的水准。宁氏家族在钦州统治的鼎盛时期,由于人力、财力相对充足,促使他们建造了许多城镇。这些城镇的建造,对于宁氏家族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说明隋唐时期广西东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贸易相当繁荣。现将历年在钦州地区考古调查发现的隋唐城址情况逐一介绍如下:① 隋唐钦江故城在钦州县城东北五十里的久隆公社大队上东坝生产队东北。1963年和1976年,广西文物队和广东省考古队曾两度考察该遗城城址。城址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80米。开有东、西、南、北四城门。南门最宽,是为正门。由是观之,城是坐北朝南。城墙用红色土夯筑而成,极坚实。现在所看到的残存城墙,高出地面5—10米,墙底部厚8米,墙顶厚3—4米。城址四周护城池尚依稀能辨认出来。该城址现已全部辟为水田。城址四野平坦,土质松软肥沃,水源比较丰富。城址内出土遗物: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绳纹红砖、菱纹红砖、青瓷碗片、玉璧形碗足、青瓷罐等。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四载:“钦江废县,州东北百三十里(实际上只有五十里),刘宋时宋寿郡治也。齐梁因之,隋废郡为宋寿县。开皇十八年改曰钦江县,为钦州治。唐因之,宋开宝元年五年省入灵山县。”久隆城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文载大致相符,仅在里程上略有出,这恐怕是顾祖禹没有到实地调查,转抄前人之文而误。据此,刘宋时这里就是宋寿郡郡治,但从考古发现的器物来看,其年代多系隋唐时器物。估计该城在刘宋时规模较小,隋时将城扩建,而将刘宋时的城址埋在地下,因此我们在地表很难捡到南朝刘宋时期的遗物。宁猛力曾任宋寿县开国侯,此城当系宁猛力在世时扩建。关于钦江故城的位置问题,《明一统志》却另有看法:“钦江故城,隋置,在州东三十里,隋唐时州此。”《明一统志》所言的钦江故城所在位置,前人已提出怀疑。《读史方舆纪要》说:“(明)一统志,今州东三十里有钦州故城即隋唐时州治,恐误。”据考古调查,在钦州东澡三十里地没有发现古城址。唯在钦州东北五十里处有久隆古城址。久隆城址位于钦江江滨,其周围又都是宁氏族人墓,这里是隋唐时钦江帮城无疑。《明一统志》之说,估计是修志者在地理位置上的错误。② 灵山县旧州古城城址位于灵山县旧州公社驻地西南部约300米,北靠山岗,东南临旧州河。城址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150米,四周土墙均有残留。城墙残高2—3米,厚约2米,系用黄色泥土夯筑。北门尚残存,其余城门已全部毁坏。1962年广东省考古队在旧州城址考察时,在城址内捡到的遗物有筒瓦、板瓦、陶罐口沿残件。依据这些遗物,广东省考古队将旧州城定为隋唐钦江故城,这是错误的。历史上旧州城址曾作过钦州州治。《灵山县志》载:“钦州旧址在县西八十里下东乡,今立市名旧州圩,唐自钦江徙州治于此,至宋又自此徙州治于安远。” 《钦县志》:“钦州故城,在城东北五十里,地名高沙,土城。隋开皇时,迁于旧州,宋天圣间迁于近海白沙之东即今治。旧州故址尚存。按旧州现为灵山属。” 以上两志所言各异。到底谁说为对呢?我们认为两说皆误。    

   《宋史•地理志》“钦州,宁越郡军事,开宝五年(972年)废遵化、钦江、内亭三县。天圣元年(1023年)徙州治南宾砦。”《读史方舆纪要》:“南宾废县:县西八十里,隋置南宾县治此,唐改为灵山县。宋志:钦州,天州天圣元年徙治南宾砦。盖尚取故县为名也。治平三年(1066年)又徙今治。”《钦县县志》:“按南宾砦即灵山旧州圩。徐的因地卑气郁,迁来未久,即有再迁安远之议。”由此可知,宋天圣元年钦州州治从钦江县(即久隆钦江故城)迁到灵山县的旧州圩。地方换了但县名没有换,仍然叫钦江县。后来作志者不慎审,皆误旧州即隋唐时钦州州治所在。据此可以推测,现在的旧州土城城址当是隋唐时宁越郡南宾县县治。广东省考古队认为土城之外尚有外城,很可能是宋天圣元年徙钦州州治于此时所建。③ 越州古城在浦北县泉水公社坡子坪大队部前,北距县城约65公里,西距公社约12公里。古城南濒南流江,依山势构成,坐北朝南,北高南低,地势极为险要,可扼今浦北、合浦、博白三县交界一带。古城分内城和外城。外城南墙长360米,西墙长280米。北墙、东墙依山势构筑,不平直。整个外城面积约为250亩,包括四个小山包在内。在城内的东北面有三个山包,呈品字形。内城构筑在西部的一个山包上。内城呈长方形:南北宽约为130米,东西长约为160米。在外城四周 均有护城池,现已辟为水田。1962年,广东省考古队曾试掘过此城,依据出土遗物为据,将此城定为隋城。《清一统志》云“越州故城在合浦县东北”;《广东通志》云“越州故城在县东北八十里”。坡子坪古城址所处的位置与史书所载大致相符。《南齐书•州郡志》载:“越州,镇临漳郡,本合浦北地也。……宋泰始中,两江都护陈伯绍猎北地,见二青牛惊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志其处,云此地当有奇样,启立为越州……元徽二年(474年)以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威服俚僚。”坡子坪古城东门为穿山而成,与文载吻合;另外当地群众都称坡子坪古城址为青牛城,与文载“见二青牛惊入草”之说天然偶合,足证坡子坪是为越州古城无疑。越州古城始建于南朝刘齐元徽二年,但一直沿用至唐代。1978年,广西文物队曾深入勘察,在城址内发现了残铁刀、方格纹印纹陶等隋唐以前的遗物,同时也发现了大量的隋唐时期的陶瓷器以及瓦当、城砖。另外,在城内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件唐朝乾元年间的铜钟。这说明越州古城在隋唐时期曾经过多次修建。浦北一地在隋唐时是宁氏家族辖地,宁道明据南越州反即是此地。城址的修造与他们有很大关系。④ 浦北县旧州古城      

  旧州古城南依南流江,位于浦北县泉水公社旧州大队,北距公社约为1公里。因破坏比较严重,无法从地表丈量城址的尺寸,但从整个地势观察,该城址当分成内城和外城。《读史方舆纪要》:“廉州故城:在府东北七十五里蓬莱乡。唐时州治此。”《广东通志》云:“今名旧州村。”1978年广西文物队曾勘察此城址,在城址内发现遗物有:筒瓦、布纹板瓦、莲花纹瓦当、玉璧形碗足、青黄釉陶片等。其年代属唐。考古调查资料与志书记载相符。旧州当是唐时廉州州治所在。《新唐书》卷二百二:“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宁宣亦便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考古调查资料中未发现唐以前的遗物,此城的建造当始于宁氏族人宁纯。

五、宁氏家族的历史作用    

  宁氏家族统治广西钦州地区,始于南朝,盛于隋朝,衰灭于唐朝。其历史作用可从两方面考察。第一,维护祖国统一大业,起了稳定祖南部边疆局势的作用。第二,开发边疆落后地区,传播先进文化。

  宁氏家族在广西钦州统治时期,经过两次封建王朝的动乱变更,即陈灭隋兴,隋灭唐兴。每次新皇朝的建立,宁氏家族都帮助新皇朝做了不少的统一工作。    

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特别是岭南一地。自晋至隋,中间历三百余年的社会动乱,岭南都保持独立的割据状态,与中原王朝无直接的来往。隋王朝建国后,如何统治岭南各大小独立王国,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时候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大凡隋朝廷派遣到广西一地大小独立王国任职的官吏,委任状下了,而官员无法上赴任履职,造成了“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    

  隋文帝曾一度派兵镇压,但是只能产生暂时的效果;一旦大兵撤走,这些大小独立王国的酋帅们又我行我素,拒不朝贡,不接受隋王朝的诏令。再次用兵征伐吗,千里征途,消耗人力财力无数,对一个新兴的王朝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撒手不管,任这些王国闹独立,又不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些事实长期以来作为心病压在隋文帝心头,于是迫使他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然而,隋初广西各路酋帅,自霸一方,或保境自守,或公开抗拒中央王朝的统治,此时如无一权威人物是很难把他们统一起来。宁猛力正是隋文帝相中了的权威人物。他识大体、顾大局,且拥有雄厚的财力、人力,又是祖辈居住在广西的世袭酋帅,在广西各族人民中威信很高,只要宁猛力表示臣服隋王朝,就可以带动其他大小酋帅一同归顺隋王朝的领导,隋王朝就可以不费一刀一兵而使广西政局稳定下来。开皇末年,何稠带兵平息了桂州俚帅李光佛的叛乱,班师回朝后,何稠对隋文帝汇报说,宁猛力欲随同进京诣见,但没有带他同行回京师,隋文帝听了很不高兴,后来又听说宁猛力死了,隋文帝非常抱怨何稠说:你为什么不带他来?现在他竟死了!话中大有失之交臂,无限懊恼之情。结果宁长真受宁猛力嘱托进京诣见了隋文帝,隋文帝很高兴,赞扬何稠“著信蛮夷”。可见隋文帝时时刻刻在惦记着宁猛力。为什么隋文帝这样寄重宁猛力呢?主要是希望宁猛力能起到安定广西局势的带头作用。遗撼的是,宁猛力没有来得及见到隋文帝而身先死去。但是他临终前嘱咐儿子宁长真说:“我与大使为约,不可换信于国士。汝葬我讫,即宜上路。”这些肺腑之言,足见宁猛力为维护祖国统一大业,颇具诚心。后来宁长真如言进京,一脉承宁猛力的意志。我们从史籍记载中发现:自开皇末年,宁长真带头臣服隋王朝后,就再也没有发现隋王朝对广西用兵的记载。恰恰相反的是,宁长真率本部精兵协助隋王朝南征南邑,北伐高丽,这隋王朝立下了功勋。隋灭唐兴,在唐王朝统一广西的战争中,宁长真起的作用也很大。李靖率领唐兵从北而南攻打肖铣,宁长真却在南部起兵攻打肖铣的州县,虽然我们不知道当时宁长真是否与李靖有过联系,但宁长真的行动实际上产生了与唐兵遥相呼应的效果。《新唐书》:“武德初(宁长真)以宁越、郁林之地降,自是交、爱数州始通。”这一段文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唐初宁长真已拥有宁越、郁林郡等地,这些地区都是通往交、爱数州必经之地。如果宁长真据地顽抗,那么唐王朝欲纳交、爱数州入版图内就很困难。但是宁长真没有与唐兵对抗,而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唐王朝的统一战争。在宁长真的支持下,以上州郡很快就平定下来,使唐王朝省去许多兵力、财力。无人、财耗而能维护唐朝在岭南的大统一局面,宁氏岂无其力?      

  南朝至隋唐时期,宁氏家族辖地内部都是俚僚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特别是西原地区和合浦大廉洞一带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人还过着比较原始的氏族生活。国子祭酒韩愈在谈到西原地区人民的社会情况时说:“臣去年贬岭外,熟知黄家贼事。其贼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自称洞主。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 合浦大廉洞一带的少数民族社会情况也和西原地区差不多。据《南齐书•州郡志》说:“越州镇临漳郡,本合浦北地。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由于以上地区,地处边远,比较先进的汉文化很难直接影响到其中腹部,长期以来其内部社会发展很缓慢。陈末隋初宁猛力亲自去西原地区作说服开拓工作,又派他的弟弟宁暄到合浦大廉洞一带地区工作。结果合浦大廉洞一带的俚僚人民纷纷从深山里出来,报籍编户,于是这里增设了大廉、蔡龙两个新县。钦州以西的西原地区,尽管经过宁猛力的努力,许多俚僚人民仍然未愿意编籍入户,因此还不能增置新县。直至贞观十二年“清平公李弦节,遣钦州首领宁师京寻刘方故道,行达交趾,开拓夷獠,置襄州” 。襄州在今上思县境,唐贞观时“领县四:临江、鹄山、宏波零远,与州同置”。 宁氏族人为祖国新开拓了许多州县,向这些地区的人民传播先进的汉文化,使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缩短了与汉族的距离,无疑是宁氏家族的一大功绩。    

  另外,宁长真在世时,参加了两次大的战争,一次是南征林邑,一次是北打高丽。用现代人的眼光言之,这两次战争都是侵略战争,非正义的战争;但是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要求古人。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宁长真参加的这些战争,其动机是抱着忠君的思想,战争尽管不是正义的,但是也有其积极意义的因素包含其间。每次战争,宁长真都是率本部俚僚兵去。这数千部兵,来自本地区的少数民族子弟。他们走出去以后,与广大的汉人民、汉族将士接触,所见所闻,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劳动生产,在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中,作用之大,可想而知。就这点而言,宁长真要比那些闭境锁国,拒先进的汉文化于门外,死抱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不放的酋帅的作用要大得多。(原载《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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