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祠堂文化研究工作，涉及祠堂、宗族、族谱、名人、祭祀仪式及家训族规等各个方面，挖掘大量资料，形成丰硕成果，彰显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扩大对内对外文化交流，为惠山祠堂群的保护、修复提供依据，为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奠定资料和研究的基础，功不可没。祠堂文化研究就其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地位而言，只是一个较小的门类，而就其内涵而言，却具有巨大的涵盖范围以及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内容。在争取申遗成功的过程中，有必要也有条件推动无锡的祠堂文化朝着科学研究的方向不断深入。
（一）
纵观10年来无锡祠堂文化研究，紧紧围绕惠山祠堂群申遗这一主线展开，从惠山祠堂群的形成、发展情况，来论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它的遗产价值。这一研究方向正确，内容扎实，既重视历史资料的挖掘、梳理，又有针对性地为保护、修复工作建言献策，为申遗的推进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显著的亮色：
首先是祠堂的分布及其建筑结构。《祠堂博览》开设有“祠堂保护”专栏，记述祠堂建造、修复的历史，考证与祠堂兴废相关的史事、人物，描述其建筑风格特点。其中一些文章还根据文献、碑刻等历史资料，绘制了体现祠堂原貌、反映其功能、结构的图纸，包括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和示意图等，为祠堂的保护、修复和布置展陈提供资料。例如对华孝子祠享堂、四面牌坊、鼋池、碑刻等的考释，揭示祠堂建筑所附着的文化内涵，凸现了其内在的文化价值。
其次是姓氏源流和家世演变。祠堂是家族祭祀祖先的场所，姓氏则是宗族的标记。追溯姓氏的源流，梳理祖先移居流动的轨迹，以及宗族繁衍及分支情况，可以认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迁徙的来路和去向，揭示其动因和内在规律。《祠堂博览》刊发文章中，对无锡王氏、钱氏、刘氏、朱氏等姓氏来源的考释，初步弄清了相关姓氏的源流情况及其族人的分布情况，足以补充史志记载的欠缺，也订正其差错。
其三是谱牒的编纂、续修。宗谱作为家族的史册，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适应当今很多家族寻根认祖、续修家谱的需要，祠堂文化研究会组织地方文史工作者，加强对谱牒编修的研究。其中包括旧谱的钩沉，新谱续编方法的探讨，也包括利用谱牒文献记载，佐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揭开历史事件的关键环节。如对《梧塍徐氏宗谱》的研究，有助于理清徐霞客的家世源流，也从中借鉴修谱的历史经验。
其四是历代先贤研究和史事考订。杰出人物是家族的荣耀，他们对外协调各方维护家族的利益，对内作为榜样教育和激励后辈。对先贤名人的研究构成祠堂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名相李纲、状元孙继皋、顾皋，到近代学者钱穆、科学家钱伟长；从东林君子高攀龙、安希范，到近代民族工商实业家荣氏兄弟、唐氏从兄弟，研究者广泛利用宗谱、碑铭、书札、家族纪事等乡邦文献资料，记叙先贤生平，考订创业史实，探讨杰出人才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较好地发挥了资政育人、传承文明的积极作用。
此外，祠堂文化研究会还通过编辑出版《祠堂文化研究丛书》，举行多种形式的研讨交流活动，对与宗族、祠堂有着密切关系的家训、家规、义庄、义学等展开研究，取得多方面的研究成果，重在论证惠山祠堂群连贯的文化传统，揭示其独特的价值内涵，成为祠堂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支撑条件。
（二）
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就申报项目给出一个在清晰的时空范围内的清晰的文化特征。惠山祠堂群作为一种传衍至今的文化传统的载体，到底具有哪些对整个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来说突出的、普遍的价值？这需要通过严谨的科学的研究才能得出。就这一意义而言，祠堂文化研究应在系统梳理历史文献、口述档案、实物遗存等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对围绕祠堂展开的人们的活动进行深入研究，从社会关系、礼法制度、精神理念等方面，认识其价值特征。
中国历史上的祠堂和宗族组织有着复杂而稳定的结构，深入中国社会的内层。历来学者对中国宗族组织、宗族文化的研究褒贬不一。西方学者最早对中国宗族的认识，是以市场经济的发育为标志的，由此认定宗族组织是中国社会封闭、落后的根基。例如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未被打破、持续至今的氏族的团结和氏族长老的卓越地位”，为官吏和家族统治集团提供积聚资产的机会，而“与合理化的经济性经营共同体的发展完全背道而驰”。（M·韦伯《儒教与道教》）。这一观点影响相当一些西方学者，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的宗族、村落、行会组织呈现为封闭的状态，遏制了追求合理经营的个体经济理性，成为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停滞、资本主义经济难以发育的根本原因。对此，需要从宗族的分化和族田、族产的开放经营等切入，深入研究，恰当判断宗族组织及其经济功能的特性，分析其外部适应性，以及它对中国社会整合的积极作用，从而对西方学者的议论作出正确的回应。
当然，国外也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宗族组织和祠堂较多存在于农业经济和商业流通相对较为发达的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杰克·帕特曾指出：“在中国，宗族组织发达的地区，恰恰是比较‘近代化的’、商业获得蓬勃发展的地区。”（J·帕特：《传统中国的土地和宗族》）因为维系祠堂和宗族活动，不仅要依靠一定的农业生产剩余，而且需要商业经营积累的资助。但是也有学者将江南地区宗族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开发的后起，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即所谓地区经济“后发性”和社会“边陲性”带来的“社会外威胁”。莫里斯·弗里德曼说：“由于陆上有山贼，海上有海盗，防卫就成了村落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促进村民“以父系宗族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加强防卫（M·弗里德曼：《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要对相关研究结论作出恰当的说明，需要真实还原经济发达地区宗族组织发育的轨迹，对宗族组织的历史功能作出科学的归纳，从而正确揭示宗族兴起的本质原因。这也正是无锡祠堂和宗族文化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
除了宗族兴起的原因和历史作用外，关于宗族组织的性质和功能，也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费孝通根据他1930年代的江南田野调查，得出结论说，宗族这一类大型父系血缘集团，是住在城里的乡绅家族所特有的组织，而这在农村中非常少见。此说一方面受到国外学者的批评，认为他对不符合自己关于中国社会分析框架的事实有意作了回避，农村中实际上存在着很多具有地缘性特征的血缘组织；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国外学者顺着费氏的思路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农村中血缘意识非常淡薄，因为同族贫富分化加剧，宗族团体的血缘一体感“非常脆弱”；相反，祠堂、义庄是“居住在城镇的富人”（即所谓“城居地主”）的所有物，他们通过高利贷资本和乡绅与官府权力的结合，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村松裕次：《中国经济的社会态制》）。无锡惠山祠堂群在城区集中了如此之多的祠堂，是否可以印证费孝通和某些日本学者的研究结论？同样有待于无锡祠堂文化研究者，依据调查和研究，对宗族组织的性质和功能，及其实体遗存祠堂作为文化遗产的类型定位，作出确切的科学概括。
（三）
近代以来，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相伴随，中国传统宗族制度开始发生深刻的分化演变。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宗族的血缘关系逐渐淡化，家庭和个人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与此相对应，宗法族长制开始松动，人权意识逐渐增长；大宗嫡长任族长的情况出现变化，选贤任能的做法越来越得到肯定；少数绅衿把持祠堂和宗族组织的情况发生改变，普通族人及同姓人氏参与祠堂活动和宗族组织管理越来越普遍，宗族组织的平民化、社团化呈增强趋势。作为一种文化观照，祠堂文化研究应该在深入挖掘、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努力梳理传统，展现价值，提供见证，揭示规律。
祠堂文化研究，应以宗族和祠堂基本制度的研究为基础，包括宗子制度、族长制度、婚配制度、子嗣制度、族产经营管理制度等，在此基础上对祠堂的专项功能和专门制度作展开的研究。
祭祖。宗族通过祭祀祖先发挥“敬宗收族”的功能，在对共同祖先（迁移始祖，支派之祖）的追念中，增强族众的凝聚力。这方面研究的重点包括庙祭（亲族合祀）制度、家祭（家庭私祭）制度、墓祭（墓前设祭）制度、五服九族制度、承祧制度等，体现在祖先面前确认族人间尊卑序列的血缘关系。同时，对宗谱“别世系之源流”、“志生人之始卒”的功用，以及宗谱的内容体例、修编规范、分发办法、收藏传承等，也要作认真的梳理。
规约。历史上的望族都有明确的族规、家训，通过宗族的规约和规约的执行，发挥宗族的自律功能，规范族人的行为。这方面研究的重点应包括族规、家训的基本内容，也包括规约的执行方式；应包括强制性的制度规则，也包括劝导性、约束性的道德规范。特别要关注族规、家训与国家法律法规的衔接，依靠规约加强管理，“维人心，固族谊”，有效调节族中的人际关系，维护家族运行秩序的过程和效果。
助学。宗族的繁衍发展需要得到官府的护持，与社会和谐共融，这就需要族中的优秀人才不断进入统治集团和社会管理层，从而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所以宗族历来重视教育功能的发挥。这方面的研究重点可以放在族产的集聚、义田义庄的经营管理；办学方式和办学情况；助学、奖学的规定和实施情况等方面。各宗族杰出人物培育成长、建功立业、立德立言的情况，以及翼护家族、造福桑梓的情况，仍然是挖掘资料、深入研究的重点。
救济。族产的形成，除了用于教育子弟外，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用以恤养族中的鰥寡孤独，保持家族的和睦、稳定。这在传统中国发挥了家族和村社的重要救济、保障作用。研究应重点对赈济、抚恤的对象、方法、标准加以梳理，对于修筑道路、桥梁、圩塘、宗祠家庙等公共设施，建立义冢瘗葬族中贫寒者等，也要分类加以研究。在研究族产聚合、管理的同时，对田产、房产、储谷、银钱等不同类型族产的租佃收租、存放生息，以及收益的处分、分配、使用办法和情况，也要作出系统的研究。
社会整合。随着社会迁徙流动的加剧，宗族聚居的形式被突破，宗族与宗族以外社会成员的交往日益密切，宗族之间和宗族外部通过婚姻、雇佣、商品交易、学艺传授等加强联系，宗族的一些制度、规则、理念（例如“以孝事亲”、“和睦共处”、“扶危济困”等），会对社会整合产生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宗族内部“图产争继”的财产诉讼，宗族之间争夺资源的聚众械斗，以及家族政治、社会身份的世袭传承的保守倾向等，也对社会的分化、重构有多方面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惠山祠堂文化研究，是针对特定对象的研究，要求具体、深入，要重视历史资料的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为祠堂实体及其内在蕴含的优秀文化传统的保护、管理、展示，提供可靠的依据，切忌空泛、虚化。但又要避免就事论事，要在一定的理论观点的指导下，将研究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概括出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特征，使其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得到完整而正确的诠释，这正是祠堂文化研究的使命所在。（无锡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秘书长汤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