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文化研究是文化传承与复兴的重要举措
我的家乡宝应县地处江苏省江淮之间的里下河平原上，县城依傍大运河，是真正的“运河之城”。
早年在家乡读书时，就听老人说宝应历史上有朱、刘、乔、王“四大家族”，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对刘氏家族中的 刘宝楠先生著述有过阅读，但对其他几大家族一直未曾留意，实属不该。近几年，我对家乡老县城的保护十分关注，不时去现场做些调查，与宝应县博物馆的季寿山馆长遂有较多接触，去年开始，经寿山引介，又认识了博物馆的书记倪学萍同志，知道她和一帮志同道合者正在对宝应乔氏家族展开深入研究，而且成立了“宝应乔氏家族研究会”，会员们不时聚首研讨，撰写论文，形成了系统的成果。今年春节期间，我借回家探亲之机，与寿山、学萍诸同志寻访乔氏遗迹，商讨成果出版事宜，经过几个月的编辑、校核，在文集即将出版之际，应寿山、学萍同志之邀，写下这篇“序言”。
中国自西汉中叶之后以“儒家文化”立国。“儒家文化”有一个传统，即重视家族传承，这个“家族”包含了“血缘的”和“文化的”双重含义，因为这一原因，东汉以至六朝，形成了上层社会“世族”“门风”之势，虽促进了儒学发展，但上层权贵家族过分地追求自身垄断利益而阻碍了社会上的上下流动，不利于国家的进步。隋代开始，“科举制”建立，普通人家也可以通过对儒学的研习而参加科举考试，如果应试顺利，同样可以进入仕宦行列，甚至出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奇迹，于是，“学而优则仕”成为许多家族梦寐以求的发展之途。那些通过苦读入仕的家族由于起自草根，不离乡土，他们“致仕”（退休）或遭政治不幸而归隐乡里时，会把自己的才学奉献给家族或乡亲，从而为中国传统的“乡绅社会”建设作出了诸多贡献。我在读这本文集时，时常想到，宝应乔氏家族在明代初年迁到宝应柘沟时，五世不显，只不过是一个乡间的普通人家，然而到了明末乔可聘一代得考中进士，此后虽王朝更替，然而凭着深厚的家学功底，从可聘到其子乔莱、孙乔崇烈竟然“一门三进士”，实为士林美谈，里中荣光。其后，乔氏家族中有十余人中举人，入贡生者达数十人，进仕途者几百余人，这些饱读诗书的儒生晚年辞官归里后，继续著书立说，吟诗作画，授徒讲学，服务乡里，其社会影响之大不难想象。
根据大家的研究可以发现，乔氏家族既起自贫寒，其贤者可聘登第入仕时又值明末“国难”之时，加之其学风归于东林“实学”一脉，于文化根基上就存有“忧患”“悲愤”的风骨和节操，因此，虽借儒学博取功名，但却保存“诗风”之习，古人云“诗言志”，诗人又多浪漫鲠直气质，故而乔氏在宝应“四大家族”中多历磨难。然而，有清一代，由于其家风相对纯正，且以“易子而教”、“延揽名师”、“学术联姻”等种种途径弘扬家声，终究确保家学传承不辍，家族血脉流传有绪，实属难得，令人赞叹。
自民国以后，中国家族及家学传统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日趋式微，家族文化被认为与现代社会相冲突，加之其一度又被定义为“封建主义”而横遭摧残，甚至家族文化研究也成为学术冷漠之地。实践证明，东亚地区的家族文化传统与现代经济社会并不是对抗的关系，以我国台湾为例，家族企业是台湾的主要经济核心，在1442家上市柜的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共占了76%，家族企业的总市值则占民营企业总市值的70%，由此可见家族企业在台湾的地位。《福布斯》中文版还指出，截至2013年7月31日，我国共有2470家A股上市公司，其中1431家为民营公司，占比超过一半，达到57.94%,民营上市的家族企业在其中占711家，达到上市民营企业比例的49.7%。近些年，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迅速发展，传统文化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又得到国家倡导，在此背景下，宝应县的一批有识之士能够顺应时势，深入到地方家族文化宝库中挖掘民族财富，借以振兴地方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乃造福当代以利后世之举。我作为宝应的游子，对此深表敬意！
说起来，我也曾与“乔家”有一因缘，记得1972年—1974年在宝应县中学读高中时，当时所在的高一（1）班教室南面是为一片碧水、楼台，门前左侧有一土山，山上立有一亭，我们同学课余时间经常登临远眺，留下许多美好的印象，这次在阅读乔氏资料时方知，那座山峰正是乔莱始筑的“纵棹园”之遗构。乔氏“纵棹园”又称“画川别业”，原是宝应县城最大的私家园林，到清代嘉庆年间，乔家捐出以建“画川书院”，后来园林之一部分又划入宝应县中学的校园之内，以此观之，“画川书院”可以视作宝应县中学的前身。我们同学曾经无数次登临过的土山还曾有“宝应第一峰”的美誉，峰下是乔家邀集名儒硕学雅集之地，号称宝应之“兰亭”。如今，谈到当年乔莱营构“纵棹园”之苦心，又知道乔氏一族后来捐园兴学之善举，回顾自己中学时和许多同窗那段求学于旧“纵棹园”一隅的经历，委实感到世事之巧合，文化之玄妙。借此机会，亦就吾辈仍受乔家之恩泽表示不胜感激之情！
是为序！
2013年9月19日
时中秋节于南京大学文科楼
（本文为《宝应乔氏家学研究文集》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