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甯记】祠堂是什么？建祠堂有何意义？
祠堂是什么？建祠堂有何意义？
祠堂是传统宗法制度的产物，但绝不是什么封建迷信，而是族群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祠堂守望的是乡愁，凝聚的是精神，开发的是智慧，弘扬的是善性。它是文物，也是历史；是文化，也是智慧；是身份，也是灵魂。它既是联系祖先和后代儿孙的精神纽带，也是浸透于家族和民族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基因。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为您讲述传《世家风-家祠》
在中国传统礼俗中，有这么一个地方：孩子一生下来，要焚香告祖，周知族人；满月了，要来办满月酒，叔伯兄弟、父老乡亲都会带着礼物、吉祥物前来贺喜；成人了，要在此举行成人礼；结婚了，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拜祖、认祖仪式；当他死后，还是在这个地方，叔伯兄弟、妻子儿女、父老乡亲又会为他举行隆重的人生告别仪式；最后，象征他身份的牌位还会被供奉起来，享受子孙后代的千秋香火。
这里是一个家族生生不息的生命轮回，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寄托。有生的喜悦，也有死的安宁；有凡尘的苦恼，也有心灵的解脱。它浓缩了一个人短暂的一生，也铭刻着一个人永恒的印迹。
这地方，就是祠堂。
祠堂是传统宗法制度的产物，但绝不是什么封建迷信，而是族群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祠堂守望的是乡愁，凝聚的是精神，开发的是智慧，弘扬的是善性。它是文物，也是历史；是文化，也是智慧；是身份，也是灵魂。它既是联系祖先和后代儿孙的精神纽带，也是浸透于家族和民族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基因。
说祠堂是一种文化，并非夸大其词。因为祠堂本身就是家族文化的自我构造和自我阐释，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祠堂的选址就属于典型的生态文明，风水师勘踏的所谓“风水宝地”，说起来有迷信成分，但更体现了对生态科学的一种早期认知，祠堂的设计、修造、雕饰，更会借助山形水势等自然机理，寻求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进入祠堂大门，主墙刻有家族祠规，戏台是家族年节聚会庆祝的地方，议事厅是解决族中各类大事的场所，核心建筑部分供奉着祖先的牌位。谱箱里还收藏着家谱，这些反映的又是一种人文情志。家族成员之间基于身份认同和利益关联，自然会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秩序。
广州有“羊城十大美景”，位居第一的就是陈家祠堂。依山而建，由低到高，南北通贯，中间有通道兼防火墙，拾级而上，取名“青云巷”，喻示陈姓子孙平步青云，代代高升。整座祠堂的梁柱以蝙蝠雕饰为基础，五只蝙蝠围绕“寿”字有序排列，意为“五福捧寿”。空间设计中的四点金、八间头等，严格追求平面布局的科学合理，满足通风、采光等实用用途外还要“四水归堂”，寓意财源滚滚，财不外流。
这是古老家族文化的价值沉淀，更是中国传统精神的代际传递。但从20世纪开始，对祠堂的文化功能出现了严重偏差，很多祠堂毁于一旦，北方乡村的祠堂几乎绝迹。传统家族的文化、道德风范已然成为历史陈迹。南方保留了部分祠堂，但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祠堂要么被拆毁、被拍卖，要么变成了摇钱树甚至沦为垃圾场。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座座精妙绝伦的古建筑，还有附着于其上的人伦文化和道德指引。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祠堂在传统家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祠堂在现代化的今天是否还具有独立的价值空间和整合力？
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赐封浦江郑氏为“江南第一家”，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亲笔写下了“孝义家”三个大字赐给郑家， 洪武三十年（1397年）御笔亲封郑氏子孙郑沂为礼部尚书。
能得到朱元璋的御笔赐封是郑家天大的荣光。朱元璋没多少文化，也有自知之明，很少亲笔题词，以免出乖露丑。朱元璋强调依法治国，更难得御笔亲封谁做什么官。那么，他对江南郑家为什么情有独钟？表面原因是表彰郑家治家有方，孝义传家几百年，但深层次原因是：朱元璋要把郑家作为治家的典范，还要把郑家作为治国的标本。换句话说，朱元璋表旌郑家，骨子里还是为了老朱家的江山稳固——因为郑家的治家方略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可以为地方治理和国家稳定提供有效的精神滋养和制度供给。
郑家的立家、传家法宝是什么呢？是家法。元代的郑氏祖先郑太和编撰了《郑氏规范》，明代开国文臣宋濂又亲自帮忙修订、增补。这部闻名于世的家法第一条就规定：
立祠堂一所，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参，俗节必荐时物。——（元）郑太和：《郑氏规范》
修立祠堂，供奉祖先神主牌位，家族重大事项必须入祠禀呈列祖列宗，每年从立春到冬至的主要节气和每月初一、十五必须参拜祖宗，时俗年节必须供奉食品果蔬。
郑家为什么开宗明义在家法第一条规定修建祠堂？从现实功能考察，祠堂是凝聚人心、维护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媒介和手段。祠堂崇尚祖德，列示宗谱派系，可以将整个家族团聚一处，既实现了人心的集聚，又实现了资本的融合，对家族、对社会、对国家，有益无害。
清朝入主中原后，社会动荡不安，天下人心不稳，后来统治者发现了一个诀窍，不仅可以缓解社会矛盾，还可以节约治理成本，实现长治久安。
这诀窍是什么呢？祠堂。祠堂强大的社会整合力是实现家族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佳路径。于是统治者调整治国方针，鼓励家族修造祠堂，集聚族众，发展生产，维护稳定。雍正皇帝就是典型，他在《圣谕十六条》中专门总结了祠堂的四大功能：
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庄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清）爱新觉罗·胤祯：《圣谕十六条》
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可以强化精神认同；祠堂是家族教育的核心，可以培育人才；祠堂是家族救济的枢纽，可以赈济贫乏；祠堂修谱联宗，是族人归宗、联谊的圣地。
这一招很高明，既顺应了民心，又维护了稳定，可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为后来的所谓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祠堂这种强大的社会整合力从何而来？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第一，族群认同。祠堂供奉祖先牌位，排列子孙世系，举办祭祀大典，存放家族谱牒，是整个族群建筑的核心区域和精神圣地，是族群心理认同的物质载体。
凡是人生大事，子孙们都得到祠堂举行重要的仪式，这叫作告庙。子孙外出做官、经商，都必须到祠堂禀告自己的行踪、事项，看似寻求祖先庇佑，实则寻求的是一种心灵慰藉（jiè）。
男子娶妻必须告庙。按照各地的婚俗，新郎迎娶新娘之前，应当由“喜主”—— 一般是新郎的父亲或直系父祖辈率领新郎到祠堂，告庙祭祀；迎娶新娘回家，一般在洞房之夜后的次日早上或婚后第三天，新郎带领新娘拜家神、祭祖先、拜公公婆婆、亲戚长辈，完成了这些仪式后，新娘才能正式成为男方家族的一员，才能登录夫家祠堂名录，死后也才能埋入夫家祖茔。
这是不是身份性的繁文缛节？今天有人可能会嗤笑古人的呆板、迂腐。究其实质，告庙隐藏着更为悠久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人类杂婚时代一直到西周时期，新娘离开娘家的时候，母亲会端一盆水泼在大门口，希望女儿不要被夫家斥还，这就是有名的习俗，叫“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为什么会有这种习俗？解释很多。作者以为，这和当时一种特别重要的礼仪有关：新娘离开自己父兄家族，就必须融入丈夫家族。所以到夫家后要举行特定的“庙见之礼”——到家庙（也就是以后的祠堂）拜祭祖宗。但时间不是三天，而是婚礼三个月以后。三个月内，新郎新娘不得同居，而是别居。这三个月，如果新娘因婚前性行为导致怀孕，男性家族必然能够掌握证据，为了确保夫家血统的纯洁和荣誉，夫家有权解除婚约，将新娘斥还。三个月内无异常，新娘就可拜谒夫家祠堂的列祖列宗，正式成为夫家的家庭成员——这就是后来“拜祠告庙”的最早形态。
新娘到家，三个月不让同居，似乎有点不近人情。这是不是拿祖宗的规矩阻挡现实的幸福？辩证来看，这确实有悖于今天的自由婚姻精神，但和杂婚时代相比，这已经是一种相当人道的制度改良。杂婚制时代，世界各地都有杀首子献祭的习俗——将头胎子女杀死敬奉神灵，这是血祭的一种。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为了保证男性家族成员血统的纯洁性和正统性，防止新娘生育他人子孙，紊乱血统。
第二，文化传承。家族祠堂无论是族谱记载的祖先光荣事迹，家规家法，还是外在的建筑、祠联、藏书、遗物，都是民族文化、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场域。
以建筑为例，宗族祠堂的设计都是围绕祖先神主供奉点——正厅，依序排开。家族所有的建筑都是围绕宗祠有序散布开来，最终形成一个以祠堂为核心的建筑群落。在古代，出于对祖先的尊重和敬畏，所有人家的住宅无论方位选择、规模设计、高度延伸都不得僭越祠堂的尺度，代表着谦卑和礼敬。
这种对祖先的礼敬文化后来延伸到很多领域。比如子孙居住的地方，从台阶的设计，到墙角线的退缩、方位的选择，都必须严格恪守礼法和家法，不得超越父母、祖父母的标准。比如台阶的级数，辈分越高，级数越多，不能僭越，今天所谓的“阶级”代表等级、层级，就是来源于此。
比如，父母居住的房屋和子女居住的房屋不能在一个水平线上，子女的房屋必须后退一定的尺寸，一般是三厘米，代表礼敬谦恭。
这些家族内部的治理法则后来上升为民族美德，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
第三，人才培育。祠堂是家族培育人才，特别是启蒙教育的发源地和主阵地。一般有两种形式：第一类，初级教育由家族塾学负责，简称“家塾”。比如《郑氏家范》就规定设立家塾，家族子弟免费入学。除了正规的儒家经典外，还必须背诵家族谱系和家法家规，每十天考查一次，背诵不了要受处罚。
塾学之外，很多家族还在祠堂内开办书院，培育家族子弟博取功名，提供从初级教育到中高等教育全方位服务。前面讲到的广州陈家祠设立的初衷就是成立陈氏书院，遴选优秀人才，延请名人教授，不仅不收学费，还有生活补贴。 再如江西《义门陈氏家训》规定：设立初级书屋，训教童蒙。每年正月起馆开学，冬月散学，子弟7岁入学，15岁出学。如果学业成绩优异，就升入家族设立的东佳书堂“修学”，进一步深造，求取功名。
第二类，子弟长大了，外出学习，或入官学，或拜名师，由祠堂代表家族进行补贴、奖励。浙江海宁的《硖（xiá）石蒋氏义庄庄规》就规定，对于家族子弟发放四元到五十元不等的读书补贴。
家族办学，对家族、社会、国家的贡献不言而喻。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评价说：家族教育不仅为国育才、储才，还可以保护家族文化的有效延续。饱读诗书，能外出为官为宦，必然精忠报国。即便不能做官，也必然通情达理，维护家族稳定团结。
第四，道德教化。古代家族子孙在外无论官做得的多大，钱赚得多多，回乡后都得低调淡定，不能土豪，不能烧包，不能回家过节就长夜赌博，更不能驾着豪车拉着“小三”回家显摆。
因为有个关口他们过不了：祠堂。
祠堂是道德教化之所，也是维护风纪之源。祠堂弘扬的是团结和睦、尊老爱幼的家族精神，可以开展初级审判，规范子弟言行。对于为官清正、仗义疏财的子孙，祠堂会张榜、立杆、钉匾，进行嘉旌、奖励；对于贪官污吏要削谱，赶出家门；对于钱财来路不正、用非其正的子弟要严惩不贷，直到削谱。所以，那时候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家族性、地域性诈骗窝点，不会出现以赚钱多少衡量本领高低的畸形价值观。
祠堂守护的不仅仅是祖先的香火，还守护着道德的圣坛。古代祠堂都悬有竹板或棍子，专门用于惩戒不良子弟。犯上作乱、不孝父母、乱择婚配、破坏水源、砍伐祖林，都要受到严厉处罚。虽然有身份性的局限，但就其根本宗旨而言，确实有利于规范子弟言行，有利于维持公共秩序，维护善良风俗。
第五，公益维护。祠堂作为一个家族的基本管理单位，还承载着维护家族和地方公益的职能。从修桥铺路到修理水利设施，再到环境保护、赈灾救荒，祠堂全方位地维系着家族利益，最大程度防范家族子弟陷于贫困和危险。比如，修建陈家祠，除了最实用的教育功能外，还有一项功能：陈家族人凡是到广州打官司、缴税款或有急难，都可以到祠堂寻求救济，不会遭受非法侵害，不会流落街头。
为实现这种功能，很多家族祠堂都拥有公产，常见的有祭田、学田、义田。祭田收入用于祖先祭祀，学田收入用于族中子弟入学补贴、奖励，义田收入则用于赈济族中及地方贫困家庭。
这三类田产具有很强的家族救济和保障功能，族谱、家规都明令不得买卖、抵押。比如福建浦城高路季氏谱训就明确规定：如家族子弟私卖祭田，家长联合全族，申控官府断绝亲属关系，到祠堂祭告祖宗后从宗谱中涂消姓名支系。
第六，地方自治。祠堂从内到外，从财产管理、行为规范、地方安全，全方位实现了家族自治和地方自治。一旦地方出现灾荒、兵匪，家族之间就会共同联合，一致行动，确保地方安全和社会稳定，形成了国家治理、乡村治理、家族治理的有效联动。
古代乡村在和平时期为什么很少出现反社会势力和邪教组织？因为家法和族规都严厉禁止此类现象发生，一旦出现，祠堂就成了惩戒凶顽的正义场所，上应国法，下规族众。安徽太平县馆田《李氏宗谱》就明确规定：凡是家族中出现抢劫、杀人、绑架等恶徒，由族长召集族众在祠堂议事厅议决，责令其自杀谢罪。成都龙泉驿区西平镇的《谢氏族谱》就规定：凡是奸淫、卖淫者，统统削谱除名，以免玷污祖宗，羞辱族人。
到了战乱时期，祠堂的家族治理功能会不断弱化、淡化，无数的反社会势力甚至邪教组织乘虚而入，很快就会替代家族治理的功能，乡村凋敝，文化断层，道德沦丧，最后的结局就是王朝的衰败和灭亡。
祠堂文化确保了一个家族的血缘正统和精神认同，在凝聚人心的同时，确立了基本的人伦秩序、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使整个家族长幼有序，分工明确，严防行为失范和极端化行为的出现。更重要的是，祠堂文化培育了子孙后代感恩与敬畏之心，知本知足，能够随时自觉调控内在心理和外在言行。
不可否认，祠堂文化有不合时宜的成分，比如打屁股，搞家暴，侮辱人格；比如禁止寡妇再嫁，破坏婚姻自由；比如超越国法，用浸猪笼等方式公开处死强奸、乱伦、抢劫杀人等恶性犯罪的家族成员等。但除去这些糟粕外，我们还必须正视：祠堂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遗存，是心灵栖息地，精神净化所。祠堂从物理、生理、心理，从性格、人格、品格，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现了对家族个体的全方位正向塑造，不仅有益于个体身心健康成长，也有益于地方秩序稳定，更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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